第二，人权和尊严为同等原则。

人民法院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审判流程公开四大公开平台，实现了司法公开的全流程透明和全方位覆盖。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游接近1.5亿人次，全世界买买买。

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事不出于预期，人自难於早见，安所措手哉？讲的都是一个确定性问题。2016年，我国每10万人中发生命案0.62起。因此，国家能力是法治建设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比如有些拉美、中东国家，都一度出现过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的局面，但并未能建成公认的法治国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虽然国家能力强大，经济也曾经很发达或者现在仍然很发达，但要么是强人政治，要么是政教不分，权力高度垄断而且很难受到约束，司法受到权力的干预，无法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法消除特权和腐败，自然不能成功建设现代法治。系统稳定性：法治成功的共同道路 确定性和可预期性的实质，就是以法治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相应的交易安全。

经济发展、社会有序、政治稳定与法治昌明，相互依存，相互支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又不断在国家建设大局中相互竞争议程的优先性和资源的投放量。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法治更是他们炽热的追求。毫无疑问，作为改革首批试点及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突出脚注，司法体制改革的上海样本具有极为重要的代表和示范意义。

第二，审判资源优化配置。（二）省以下人财物统管仍在探索之中 上海正在逐步完善和健全法官遴选和晋升的办法、条件和程序，已初步形成了全市法官统一提名、分级任免的管理新格局。第五，独任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与更为精准的责任追究差别标准。作为这一轮体制化司改的依据，从十 八大全会报告提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三中全会把司改列为全面深化改革重点，到中央深改小组连续发布的深化司改意见和分工方案、司改试点框架意见、上海试点方案和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方案，从定性上仍是党的决策文件或临时性机构文件，仍有待权力机构授权或追认作出认可决定。

上海的改革以独任法官和合议庭负责制的改革，把优秀的审判资源集中到一线办案岗位，减少非办案岗位员额。相应地，辅以有效衔接的对法官评价、问责、惩戒和退出机制，以及探索建立合议庭成员的互评和引入院外的第三方评价，涉及案件差错责任的则纳入业绩档案，影响到法官考核、评优和职务任免。

强调了去行政化只是意味着审判管理部门不能超越独任法官和合议庭，但不能将正当的审判监督与不当干预相混淆，毕竟它是司法产品输出链条的质检环节。在此基础上，又沿着四个方向把改革推向深入：一是改变行政化的审判管理。同时视不同情况，通过认定考核、入额考试（省级统一命题笔试、各法院分别面试和推荐）两种路径，提经市法官遴选（惩戒）委员会确认或遴选后，最终完成分类定岗。因此，进入深水区的司法体制改革由中央统一筹划和部署，势在必行。

同时，建立体系化的司法廉洁监督机制，内部通过制定法官权力清单、过问案件记录备案、涉廉事项报告、一方退出为主的执业回避等制度，强化对审判监督的全程留痕和动态监控。之后进行校偏确定当地法官年人均结案合理数，以此才能更为合理计算出该法院的法官员额适配数量。第三，改革进程的适度性和均衡性。因此，除了统筹推进时可在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中增加改善区域司法环境软实力的衡量标准，以后地方司改的难点在于，进一步探索地方法院的改革举措及司法标准反过来对区域司法环境，乃至区域发展软实力的影响空间。

其中，面向当下司法体制改革最大亮点的批次化地方试点研究，主要包括三类：（1）立足于司法改革顶层设计的宏观视角，针对上海等试点省份的改革布局所作的应然研究。省级党委的提名和审批权，至多限于省内各级法院的院级领导。

简单地说，就是根据不同法院的案件数量、案件类型、繁简分流、难易程度、交通状况、队伍结构、业务素质、保障条件等因素敲定审判实际的承受工作量，而不是司法统计数据，进行员额配比的大样本定量分析。第四，审判权运行中的审判组织的职能化分工和权力清单的差异化匹配。

再次，改革基于中央底线拓展了地方能动空间。当然，体制内外薪酬倒挂的缓解难度较大，不过可以加强职业共同体的同质化建设。同时实行分类管理，让法官得以专注于审判核心事务，提升司法资源的效能。这不仅已有目前类似上海的直辖市、海事和知产等专属法院的前例，而且还有美、英、法、德、泰国、巴西和中国台湾地区按司法区而不是行政区划设置法院的经验，可资借鉴。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改变了两高推动和主导，体制内以机制为主线的修修补补， 敲定由中央主导及规划的全面深化改革，触动司法的体制障碍和深层问题，以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司法机构人财物统一管理为切入口，进一步全面推动体制性改革。同时，既遵守法官淘汰制的五年一遴选，又设置法官退休调出的临时补选，给予优秀司法人员随机补额的机会。

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坚持统筹协调思路，旨在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此轮司法改革涉及体制性变动，覆盖了司法机构与政法委、公安、司法行政、国安和信访之间的职权优化配置，已牵扯到多方利益、作业面广、流水线长、程序复杂且难度较大。在此基础上，以权责对称为主线，推动了审判责任制改革，即一般性错案的绩效考核跟踪，以及严重违法违纪和程序存在瑕疵产生重大影响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进而又反过来推动了可以退额的员额动态管理机制。

毕竟处于审判管理岗位者投入审判一线的时间比较有限，所以至少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并不必然成为入额法官，而应接受公开选拔和定期办案考核。对其实行单独序列考评，赋予审判长相当的绩效评价权。

全面收集和梳理上海司法改革试点以来取得的主要成果和经验，并从价值目标、逻辑推演、制度衔接等方面给予客观的评价，以一盘棋的思路审慎地对其中的若干攻坚难题进行深度分析，进而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推进模式和运行机制上，乃至从制度架构、区域治理等更为广阔的层面提出破解之道。上海试点在力推独任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之时，又把法官业绩考评机制及相应的晋升、惩戒和任免，置于司法职业化体系中进行均衡化考量。

目前，刑罚执法权由法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分别行使，极不利于对刑罚执行的统一管理和监督，也不利于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的职能发挥，同时也造成刑罚执行成本不必要的增加。未来中国司法体制改革将会继续沿着中央主导和地方探索两条路径，逐步推向深入。同时，又验证其与地方性司法改革之间的嵌入性、可行性以及未来类似地区的可复制性，进一步探索提出后续优化改革的建设性方案。这样，可以避免由法院自己执行、自己裁判的尴尬，而且事实上部门法院也是将执行机构分列成两个内设机构，分司执行裁判和实施，亦可佐证执行实施权剥离的必要性。

接下来的入额标准设定也不是一刀切，主要以是否已长期在审判业务一线为主要指标，针对不同岗位序列或不同业务年限，进一步区分了不同的遴选入额办法。改革程序伊始是面向所有审判一线和司法行政人员至少两次以上恳谈或征求意见，目的是让受法院改革影响的所有人员充分掌握动向和信息，能够在完备信息对称的前提下审慎决策和择岗。

一方面，是审判权的放，核心是建立独任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根据首批入额的情况，已入额法官的比例控制在27%左右，做到既选出优秀法官，又兼顾历史和现有法官实际，保持队伍平稳过渡，同时为今后法官助理的入额留有余地。

接下来的员额配置难点在于，上海地区33%员额不是一个恒定比例，上下级和同级法院之间应逐步打破编制造成的藩篱，根据审判实际的承受工作量更为合理地配置员额。上海在探索司法与行政的 辖区适当分离，取得了样板意义成果。

另外，沉淀人员宜在非审判部门暂行过渡，但中长远应走向 大部制，归并成立一个法律事务局，由一名不入额的副院长分管，下设若干司法行政处科室。（三）审判权运行机制的改革初显成效 去行政化是此轮司改的两大核心任务之一，集中体现在涉及审判权的权限划分、职责配 置和责任追究等运作机制改革之中。基于该委员会的专业化、透明性和权威性，下一步可以把功能适度放大，探索纳入法官晋升和调任的推荐任命，以及以智囊或智库角色更多参与法院的规划和对司法预算作第三方评估。独任法官、合议庭是上海法院在业务部门设立的基本办案单元，藉此削减原有三级审批制带来的办案行政化弊端。

依据这一框架，上海试点设计了岗额适配的定岗、入额和遴选机制，建立了法官动态管理和员额退出机制。而在省以下人财物的统管上，除了协调完成法院的遴选（惩戒）委员会、财政收 支和资产管理全部纳入市级财政，事务性管理上则根据事务的性质采取了不同的统管形式， 在法官任免、法官纪律约束和重大事务管理上高度集中，而在机关内务管理则适度放权，以避免过度扁平化导致的管理效率低下。

（五）人权司法保障的制度得以强化 除了以往的冤假错案防范，以及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原则的贯彻外，上海的此轮改革突出了被告人、辩护人申请启动证据收集合法调查程序的配套制度建设。第二，为了避免员额制改革可能发生的负面效应，根据改革不同阶段的独特性选择采用不同的改革推动进路。

另一方面，剥离民事行政案件的执行实施权，改由司法行政部门行使。当然，鉴于基层法院的简易案件审判压力，以及部分的外地省份的基层法院人员规模较小，受案总数和疑难复杂案件数量也相对较少，以独任法官作为基本办案单元也更为切合实际。

(责任编辑：南通市)